新基建是什么？谁来建？能带来什么？有何趋势？围绕这一国家重大部署，《瞭望东方周刊》联合有关机构进行了专题调研，推出《新基建，来了！》专题报道，共十篇，此为第四篇。

　　2019年10月18日，乌镇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现场展示的“含光”AI 芯片(徐昱/摄）

　　面对科技革命周期调整、新冠疫情流行带来的挑战，发力新基建扩大有效投资是既定方向，但新基建的内涵外延正不断变化，直接“大水漫灌”可能并不如“精准滴灌”有效。

　　综合这些年来上海、深圳、武汉、合肥、苏州等城市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投资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验得失，新基建最终要靠政府、科研院所、各类市场主体“一起出钱、一起出力”，关键则在于尽快构筑起“新基建生态”，形成“一起投”的良好氛围。

　　新基建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专业要求高，普遍共识是不能像过去一样“闭着眼睛投”，而围绕如何投，当前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

　　大多数观点认为，安博体育入口财政资金仍将是新基建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比如，财政部提出“压缩政府经常性支出”“财政资金绩效评价”，通过压减政府维持自身运转的规模、增加资金使用的效率，来为基建投资提供更充沛的资金。

　　但要看到，2019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到23.89万亿元，政府性基金支出达到9.14万亿元。按照预测，未来新基建的规模大约是25万亿～50万亿元，财政资金仍要当好“主攻”。

　　因此，有观点提出，可以考虑突破赤字率3%的限制，额外增加投向新基建的资金。但要看到，2019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共有19万亿元，增速回调到3.8%，收支平衡已经面临很大压力，加之新基建公益性要低于传统基建，财政投资走这条路，便要有新意。

　　第二种观点是，新基建的钱从地方债来。2014年财政改革以来，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地方债筹集资金。由此，地方债一跃成为了地方政府重要的资金来源。最近，不少省份纷纷将新基建列入专项债投资清单，债务规模大幅扩容。有统计显示，2020年地方专项债规模预计达到3.5万亿元。

　　但要看到，除了个别省份市外，当前不少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已经“水涨船高”，2019年底，全国地方债余额21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约等于GDP的56%～70%，债务规模再扩张的空间有限，加上疫情冲击，各种开支用度大幅增加，新基建主要依靠债务支持的压力不小。

　　还有不少人持第三种观点：新基建要靠市场化运作，依靠社会资本、民营企业等来投。供给侧改革以来，随着我国基建内涵变化，企业开始立足基建与产业化结合，在通信、新能源、智能化等领域，通过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等形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为适应需求变化，不少互联网头部企业也纷纷布局新基建，比如阿里提出未来3年投资2000亿元，用于重大核心技术研发攻坚和面向未来的数据中心建设。

　　要看到，尽管这类新基建在基建投资规模中的占比在逐渐提升，但总体贡献仍然较小，且落地有待时日。由于新基建前期技术研发支出大，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可观的财务收益，市场主体投资往往容易陷入“热情很大、呼声很高、落地很难”的困境。由于缺乏有效引导，从观望到落地参与成为关键梗阻。

　　放眼国内外，大型信息、创新、科技基础设施投资一直是个难题。研发投入大、难以产业化、公益性与产业属性界定模糊等，对财政、金融机构、融资方式、市场主体等均提出了不同要求。疫情发生以来，随着各方面对新基建概念、范围、目标认识越来越明晰，“钱从哪里来”的答案也开始逐渐浮出水面。

　　近日，国家发改委提出将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顶层设计。这很关键。不论是短期稳经济、中期促转型，还是长期谋创新，都离不开新基建，但新基建不是个“筐”。从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信息领域，到智能交通、智慧能源等融合领域，再到纳米、生物医药、碳化硅等科技领域，仅凭政府、企业、用户一己之力注定难以破局，让任何一方承担主要投资责任，都会面临不小的风险与挑战。

　　正确打开方式或许是：针对某一特定领域新型基础设施集中攻坚突破，跳出单纯的“基建思维”或“产业思维”，不再就基建谈基建，就产业谈产业，而是通过二者的贯通，让政府引导多家科研院所、市场主体，组建形成特定新型基础设施领域的一个个“发展联盟”——政府财政支持引导，龙头企业牵头主导，参与合作的主体均可使用政府和主导企业提供的关键技术、设施或工艺，但必须负责完成关键环节之外的投资，共同推动实现产业化或批量应用。

　　具体路径是：政府对龙头企业进行财政资助或减税，但企业必须将所得资金与科研院所一道，用于支持人才建设、设备和工艺研发，研发成果可以供合作企业进行产业化。苏州工业园区政府出资引导构筑的纳米产业生态圈、美国纽约州投资构建碳化硅制造工艺合作联盟等，都属于这一类型的典型探索。

　　千头万绪需要直捣中军，千难万难贵在打好主攻。在可预见的未来，新基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要催生出新一轮的主导科学技术突破，带领全球经济走出衰退，进入新的繁荣周期。

　　因此，基于战略意识、国家意识和危机意识，要在明确投资方向的基础上，摒弃“赚快钱、高收益”时代常见的“投什么、要谁投”的传统概念，摒弃“放开市场准入、吸引社会资本”的简单药方。

　　在实际操作中，应重点以创新为目标、以政府为引导、以市场为主体，遵循市场运作规则的“整体设计”，通过构筑生态圈，辅以试点示范、合规指引等方式，切实推进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协同跟进，激发出“我要跟你投”的活力，推动实现基础设施、技术创新、融合应用的共同发力状态。（文│潘斌 作者系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经济部助理研究员、博士）